别的民族用长篇大论来争取的事哥萨克人用行动来完成

8月 4, 2022
bobcom

布列斯特联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国王仍旧坚持。他只承认两场布列斯特会议中的一场,即支持合并的那一场,并由此认定联合教会为他的国家中唯一合法的东方基督教会。

两名主教、数十座修道院、上千座教堂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东正教信徒如今被认定为违法。东正教贵族们将官司打到了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宣称王室当局是在对贵族受到保障的宗教自由发动攻击。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16世纪70年代,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死后不久,信仰新教的贵族就将宗教自由变成了每位获选的波兰国王都需要宣誓服从的“条款”里的核心原则。此时新教贵族们向他们的东正教同侪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将议会变成了宗教战场,在每一次联邦议会上都提出“接纳奉希腊仪轨的罗斯民族”的议题。

然而直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在1632年去世前,他们都没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会都以一种没有官方身份也不被承认的状态存在。由于新主教的圣职任命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联合教会希望坐等东正教会中反对合并的主教全部死去,变成一个没有主教的教会。东正教会全靠违背国王和王室当局的命令才幸存下来。王室的权力没有因布列斯特联合而增强,反而遭到削弱。正如之前的卢布林联合一样,教会的合并造成了其始作俑者意料之外的后果。

支持和反对教会合并的斗争没有被局限在议会之内,而是借出版业之手进入了广大得多的公共领域。各种论文、声明、檄文和抗辩像井喷一样涌现。这些文章在今天被统统归于“论争文学”的范畴。起初双方都没有进行严肃的宗教论争的准备,全靠各自的波兰支持者的帮助。彼得·斯卡加是一名出席了布列斯特会议的耶稣会士,也是那些拿起笔对教会合并表示支持的人之一。奥斯特罗斯基则请他的一名颇具才华的新教代理人做出反击。从那时开始,新教徒们就常用笔名写作。

他们的笔名通常来自希腊,以强调他们维护东正教的立场和他们文字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大部分早期论争文章都用波兰文写就。直到论争后期,他们仍然继续使用波兰文,而本地作者则开始用罗塞尼亚文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都开始使用与自己同样背景的作者。这些作者能针对对手挑起宗教政策、教会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议题。在东正教会方面,一位名叫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的作者表现尤为突出。他是奥斯特里赫《圣经》编者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的儿子。

梅列季多才多艺,史上第一本教会斯拉夫语语法著作即是他的作品,此著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都被奉为标准参考书。从出版物的数量来看,东正教会比联合教会表现更加活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少其他保卫自己事业的渠道,也得不到宫廷的支持。在布列斯特联合与哥萨克阶层兴起的推动下,乌克兰的两条主要边界——基督教-教边界和东西方边界——都开始向南和向东移动。这一推移过程为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许多重大变化。

其中最有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基辅城自13世纪中叶蒙古入侵以来第一次重新夺回乌克兰历史中心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将成为东正教改革的重镇。这得益于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的东正教会应对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努力以及它们对自身进行的改革。基辅作为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复兴始于17世纪早期。此时这座古城已经成为加利西亚东正教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在西乌克兰,来自华沙、迫使东正教与罗马教廷合并的压力与日俱增,而基辅的环境对他们的宗教和教育事业更为有利。

将基辅转变成东正教中心的关键在于顶住布列斯特联合的压力,保持东正教会对基辅洞穴修道院的控制权。这座修道院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富有的机构,远远超出其他修道院。1615年,洞穴修道院掌院叶利谢·普列捷涅茨基将一度由利维夫东正教主教掌握的印刷所迁到基辅。从利维夫和加利西亚迁来的不只是印刷所,还有作者、校勘者和印刷工。他们在普列捷涅茨基的引导和庇护下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同年,一个东正教兄弟会在基辅成立,并像利维夫兄弟会一样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这所学校将在后来成为一所西式学院。在普列捷涅茨基于1624年去世前,洞穴修道院的印刷所也已经出版了11部书。此时基辅已经取代了奥斯特里赫和维尔纽斯的位置,成为东正教出版活动的大本营。从16世纪晚期开始,基辅以南的地区实质上已成为哥萨克人的保留地。这一事实也帮助了基辅崛起为与波兰天主教权威相颉颃的宗教、教育和文化重镇。哥萨克人在两个主要方面为基辅的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第一,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压制了来自鞑靼人的威胁。

让宗教异见者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安全,也让修士们和在洞穴修道院田产上耕作的佃农们安心生产,为出版和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在基辅修士面对华沙政府与日俱增的压力时,哥萨克人为这些从加利西亚来的东正教避难者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保护。1610年,哥萨克人的统领写下亲笔承诺:他们将杀死一名联合教会派往基辅督促本地东正教会改宗的代表。8年后,哥萨克人履行了他的诺言,将这个人淹死在第聂伯河里。“别的民族用长篇大论来争取的事,哥萨克人用行动来完成。”

东正教知识分子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写道。此时他已成为哥萨克人的辩护者。由于国王拒绝授予任何主教圣职,东正教会一度陷入缺少主教的境地,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新的东正教主教团获得圣职至为重要。哥萨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20年秋天,最著名也最为人敬仰的哥萨克领袖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说服了在旅途中经过乌克兰的耶路撒冷牧首塞奥法尼斯三世,让他为新的主教团授予圣职。

这次圣职授予不仅让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重获新生,也让基辅成为一座宗教之都。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国王不承认新的都主教约夫·博列茨基,并发布命令要逮捕他和新主教团的其他成员。这令博列茨基无法继续留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新格鲁多克(14世纪以来东正教会基辅都主教的驻地)。他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由哥萨克人控制的第聂伯河地区中心基辅。如今东正教会在哥萨克人中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哥萨克人也得到东正教思想家和印刷所的助力,可以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诉求进行宣传。

哥萨克人与东正教会的联合在1632年秋天尤为令华沙头痛。这一年莫斯科人的军队进入波兰-立陶宛联邦边界,企图重夺斯摩棱斯克和他们在“动荡之年”中丢掉的其他土地。联邦在边境地区几乎没有部署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时的情况与1620年颇为相似,当时是萨海达奇内在霍京之战中挽救了这个国家。更糟的是,西吉斯蒙德三世在春天死去,联邦此时正忙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国王推选。这位推动了布列斯特联合的国王的去世对联邦上层而言是一个麻烦,却也带来了一个机遇:

他们从此可以探索解决宗教危机的新道路。布列斯特联合没能缓和宗教分歧,反而令罗斯社会陷入分裂,并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在了当局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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